王維仁的合院校園型態學實踐

王維仁現任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王維仁建築研究室主持人,王維仁為柏克萊加州大學建築碩士,台灣大學土木系碩士及地質系學士;二十多年來王維仁從台灣出發,之後在香港及中國大陸參與不少的學校建築設計,大多是設計校園裡的單體建築或群組,香港中文大學與東莞台商學校分別展現了王維仁參與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的兩種不同方式:理想的原型相對於現實的策略,前者是整體規劃的理想模式,後者是局部調控的問題解決。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是透過國際競圖,規劃設計一個全新的大學校園,東莞台商學校則是十年來經由分別設計的單體建築,替校園建立一些建築原則和規劃策略。前者港中大的校園規劃原型是二十多年前參與高雄大學校園規劃競圖的概念延伸,更準確的說,啟發自傑佛遜設計的維吉尼亞大學校園的自然理想。後者東莞台校則是建築師與學校長期互動建立的態度與共識,逐漸行成一種校園策略,與亞歷山大奧瑞岡實驗(Christopher Alexander:Oregon Experiment)提出的漸進式規劃精神接近。另一方面是合院原型的持續探討。建築的空間形式是規劃的基本組成,這兩個校園各自有截然不同的規劃模式,但是建築型態學上確都來自相似的合院原型,也是延續王維仁這十多年來一系列都市合院原型探討的過程。除了利用疊加交錯的方法探索高層的空中合院系統,如何利用量體虛實的配置圍合,在濕熱的華南地區調控三維中庭的對流與採光,合院的圍合開放如何回應校園周邊的景觀,也是這幾個校園建築共同探討的議題。

歐美校園方院原型的轉化:從劍橋到哈佛

歐洲大學校園建築來自歐洲修道院的的方院型態(Quadrangle)英國牛津與劍橋由方院建築組成的不同學院,配上流經蜿蜒貫穿校園的河流與教堂前的大草地,形成街廓形式的校園與開放的大學城。承續英國大學方院傳統的美國東岸大學如哈佛從十七世紀開始經歷了兩百年的發展,在十九世紀形成了另一種與劍橋不同的方院大學原型。

哈佛校園不盡然是以方院作為建築的基本單元,而是利用幾棟的單體建築,圍合成相對開放的大方院,以草地和樹林的大方院作為校園主體的空間。著名的哈佛方院(Harvard Yard)由以宿舍和教學大樓圍塑而成的綠地方院,接連了以圖書館、教堂和會堂為主軸的綠地方院,兩個緊鄰大方院和連接周邊幾個小方院的空間形式,包容了儀禮象徵、生活學息和教學研究幾種互補的空間內容,形成了美國東岸大學大方院的規劃範型。

不同於歐洲大學修道院尺度的建築方院,哈佛的校園方院不只是尺度和型態的改變,更是方院的內容與其象徵意義的改變。美國的校園方院因為尺度的放大,方院裡不只是建築内院安靜的草地和兩棵大樹,而是建築間的樹林草地與教授學生交錯來往的步道與校園生活。尺度放大的方院草地與樹林,成為大學包容自然景觀與師生集體的生活記憶。

美國校園的新範型:由維吉尼亞到史丹佛

19世紀初美國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回到老家規劃維吉尼亞大學,結合了法國啟蒙運動後地景建築裡自然主義的理想,將這種美國大學大方院的原型進一步的發揮轉化,發展出以大尺度的自然綠地作為校園的主要軸線,以自然的地景作為校園文化與民主精神的象徵,成為20世紀新興大學校園的規劃典範。相較於哈佛方院,維吉尼亞校園核心的建築群是一個尺度放大,刻意拉長的綠地方院,由代表學術的圖書館作為軸線的端景,形成一個由方院延展成為開放的自然地景。方院以草地景觀的延展作為美國立國精神的自由象徵,方院兩側展開的古典式柱列和連廊,界定了校園方院的建築空間個性。柱廊背後是一個個方院建築形式的不同學院,嚴謹的建築秩序與空間的層級與自然地景相互襯托。方院在長條型軸線的另一半逐漸的開放,配合著地形的降低與變化延伸到下一個拉長到的綠地方院,由軸線起點遠眺軸線的盡端,是延綿無盡的自然地景。

19世紀末美國景觀建築師歐姆思德(Fredrick Law Olmsted),在西岸加州史丹佛大學的校園規劃裡,把這種方院校園傳統做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校園的核心是緊湊的方院建築群(Quadrangle),左右對稱而厚實的方院建築,強化了中央橫向的大方院和軸線中心大教堂。與這一組虛寶鮮明的方院建築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歐姆思德在方院建築的前方配置了兩倍面積橢圓形的大尺度綠地(Oval)和延伸到河岸的棕櫚樹大道(Palm Drive)軸線。

80年代末王維仁在TAC參與了史丹佛西校園規劃的後期工作,雖然王維仁不是特別喜歡校園裡這麼強烈的軸線形式,仍然感受到建築師對校園裡保留大尺度自然地景的企圖心。傑佛遜和歐姆思德這樣的校園自然地景傳統,影響了二十世紀美國大學的校園規劃模式,也隨著傳教士和教會大學帶到了遙遠的東方。美國建築師莫非(Henry Murphy)設計的清華校園草地軸線,毫無疑問的承襲了美國校園大尺度綠地的規劃傳統。間接的受到這種規劃思維影響的還包括了台大椰林大道,以及貝聿銘規劃的東海校園。雖然東海校園和台大一樣都是以林蔭大道為主軸空間的校園,但是東海更成功的調控了軸線的步行尺度,結合中式的院落傳統,為東海大學建立了獨特的校園風格。無論是台大或東海,軸線強調的主體是大道的視覺與漫步經驗,而不是傑佛遜寬廣的綠地自然與包容的校園活動。

保存地紋:校園規劃的自然救贖

王維仁於90年代參與高雄某所大學競圖,面對著即將消失的稻田水塘,王維仁首次提出一種以大尺度自然地景為主軸的校園空間。相對於將開放空間平均分配給建築間的空地,王維仁讓建築方院群組盡量的緊湊,在中央讓出一片一百乘四百米的長條型大綠地,希望保留農田當中原生態的溪流水塘與土丘果樹,成為師生日常散步討論讀書的樹林,更想像原來在水稻田裡棲息的白鷺鷥還能夠飛回來過冬,不同的學院建築圍繞著這片保育生態的校園空間。這個競圖宣示了一個台灣版的地景校園,以生態地景與農業景觀的保育作為校園文化地景的象徵,以一種對過度開發自然的救贖,取代傑佛作為自由精神象徵的自然地景。

之後的十多年,王維仁在香港的工作室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不同類型的新校園規劃。幾乎每一次到基地勘查,走在未來校園土地上的那一刻,王維仁一次又一次的被,原來大片的自然或農業地景所感動:輕微的地紋變化、水稻紋理間的田埂、大樹土丘、溪水渠道,和遠方的延綿層次的山形。

王維仁認為,建築師無可避免的必須配合這種徵地變更、改變自然和生態的共犯結構,當人們知道都市化步伐將很快的擴張到這片純樸的鄉村淨土,數萬噸的混凝土即將要澆灌在這片上百公頃的土地,永遠的改變這片地景的水流和土壤肌理以及所有的生態,要如何尋找一種建築師規劃與設計的救贖呢?

地景的合院:校園規劃的新原型

就正是這樣的地景情結,十多年來,王維仁把這種以大綠地為軸線的校園原型,以不同的形式陸續被用在不同的校園設計上,北川中學災後重建提案,江西吉安和青原的喜愛中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新校園。王維仁建築研究室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深圳校區的校園中央,留出一片六十到八十米寬的大片綠地,安排了入口的台階與廣場、草地樹林、學生中庭、水池綠化、園林和水系。綠地的兩側,大量體的序列教學機放在遠離山體的外側,圖書館、行政大樓、學生中學、書院等單體的公共建築放在緊鄰山腳的另一側。相對於教學大樓的序列和連續空間,單體的公共建築如書院和學生中心,以及圖書館行政樓之間,王維仁建築研究室刻意的留覆了大距離的綠地,對應著青綠的山谷和水流安排了草地和水池,除了讓校園空間和山體有更通透的視覺聯繫,也讓校園的綠地與山體有更直接的生態聯繫。

在中央大綠地的核心,也是圖書館,學生中心,和對面教學樓之間的廣場,王維仁建築研究室安排了下沉的學生中庭廣場,和半地下的各種生活設施:商店,、包店、咖啡廳、銀行、郵局、書店和理髮廳。透過台階廣場和聯繫中央綠地緩緩下沉的步道,加上中庭上方對應的連廊和二樓的連橋,圖書館和學生中心以及餐略和教學樓,成為一個立體的複合建築,而透過學生中庭上下的草地樹林水池綠化,這個聯繫東西方同的核心空間,還是保持了校園空間南北向大綠地的基本個性。

四個都市合院新原型:量體交錯、虛實圍合、剖面框景、交織開放

量體交錯的疊加院落

在兩個校園的七棟新建築裡,除了之前在台灣光隆小學和香港嶺南大學會試的叠加交錯院落,王維仁建築研究室也持續的探索了都市合院的幾種新原型:包括了十四層高逸夫書院,間隔每兩三層交錯量體形成的空中庭院;也包括了十和八層高的逸夫和勤學書院,四層交錯圍合量體形成屋頂平台與架空穿廊,王維仁建築研究室也嘗試逸夫書院架空的二層餐廳,除了提供了三層的屋頂平台花園,降低中庭尺度,也形成了地面架空的遮陰活動廣場。

虛實圍合的中庭疊加

十年前王維仁在東莞台校游泳館的設計,嘗試了另一種以虛實關係形成水池的大小院落序列。在東莞台校綜合樓設計,王維仁建築研究室更進一步拓展成以虛實關係圍合的形式,形成上下層疊加的兩個大功能中庭。這種大功能的中庭,除了提供籃球場或游泳池等大尺度的功能空間,更提供一種大型半室內空間開放通透的品質,以及大空間自然通風採光物理環境大舒適。

上昇剖面的框景圍塑

在大學或機構的建築型態中,大約四十米平方的平面配上五六層樓的高度,是典型規劃模組和功能量體。針對這種量體,王維仁建築研究室在香港中大深圳學生中心做一種新的原型嘗試,在剖面關係上,嘗試將大功能量體放在低層,讓一系列的中庭平台逐級上昇,同時控制中庭的採光與遮陰:在平面和立面的關係上,則以十米深的長條功能量體圍合開啟中庭,同時有意識的將四個立面的院落打開,帶入自然通風與景觀,視覺上讓建築的正立面向主校園空間開啟,同時看到了逐級上昇到平台最後的綠色山景。

交織疊加的開放合院

香港中大深圳的圖書館設計面對了兩個挑戰:一是圖書館功能要求的大平面可以如何的穿透山景,同時利用中庭帶進柔和的自然光線;二是建築如何同時作為校園的門面又能擁抱背後的山景。

王維仁建築研究室將六層的量體分成兩個條形的C字型合院,低層面對校園以輕微的弧形打開,高層面對後山曲折開放,然後利用兩個量體中間的間隙安排了大廳和大台階,將入口的人流自然的帶上面對後山的高層平台。平行於大廳和大台階的另一個空間高潮,是組織藏書主體的垂直天井空間,以及與天井交織而上的樓梯和書架,透過略帶弧形的天窗將過濾的光線帶入每個樓層。

合院間的地景:另一種漸近式的校園改造

在東莞台商學校的建築與校園策略,王維仁進入和中大深圳校區完全不同的角色與經驗。作為最近十年來參與校園建築設計主要的建築師,王維仁建築研究室陸續設計完成學校的游泳館、綜合樓兩棟建築、以及餐廳的室内和小賣部、洗手台和操場看台等設施,正在進行幼兒園的施工圖,也開始著手學生宿舍和教師住宅的規劃。

對於校園的整體環境,王維仁從來沒有一個正式的規劃合約或角色,但是十多年的設計參與,讓王維仁和董事長,校長以及各個主任都成了熟識的朋友,除了解決大小的設計問題,王維仁也自然的把學校長遠規劃看成是自己的設計任務。學校校園主要的建築和配置,其實早在王維仁參與第一個游泳館設計之前就完成了。

因為921新校園運動,王維仁完成了一些學校建築,台商學校透過教育部的資料找到王維仁,希望可以改善校園環境,給校園多一些人文的空間個性。十多年下來,王維仁自認始終都沒達成這個改善校園人文空間個性的任務,倒是透過了游泳館和綜合樓的建築設計,讓學校感受到建築的空間潛力,以及建築如何可以和自然景觀與生態環境有更進一步的整合。

王維仁建築研究室在學校完成的游泳館和體育館/綜合樓兩棟建築,都是一種都市合院型態的新探索。希望能透過更通透的建築,替建築帶入室外的通風採光與景觀,打開學生們在室内外之間的活動;對合院建築的本身,和對建築與建築之間的地景,抱持者同等的關注:無論是廊道、連橋、洗手台、座椅、階梯平台、草坡植栽、生態淨水池。

王維仁仍然清楚記得,十年前設計第一棟游泳館的時候,學校董事長對於一個不符合常規的游泳館實用性多少些疑惑,更記得兩年前設計的第二棟建築綜合樓完成時,在通透的中庭與葉董事長站在一起看著遠方的景觀,葉董事長分享對於這個建築開放舒暢氣質的感受,王維仁覺得,這應該符合了他一再強調的學生人格培養的環境,王維仁記得多年來與葉董事長之間的意見交換和論證,共同建立了一些對學校建築的共識:生態、人文、尺度、開放。

當王維仁以建築師的角色進行校園裡第四個建築設計的時候,開始感覺到必須建立一種校園規劃的策略,就像劍橋與哈佛方院的完成,其實並沒有一個傑佛遜或者歐姆斯德的宏大藍圖,而是透過一棟棟的單體建築的圍合,循序漸進而完成的。王維仁珍惜可以做一個學校長期的建築朋友,逐漸形成一種校園的規劃策略,漸進式的完成一個更生態和人文的校園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