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德軍以飛彈猛擊英國各座都市。王大閎奉父命告別劍橋，前往美國繼續學業，因此才在麻州的劍橋和貝聿銘初次見面，那時王大閎和貝聿銘都是25歲左右，同時進入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因是同班同學幾乎天天見面，成爲朋友。王大閎一直稱貝聿銘為「IM」。
貝聿銘和與王大閎不僅僅是同學，而且同年紀，甚至同樣是在十多歲的時候就離開家而遠赴重洋到他國求學，貝聿銘到美國，王大閎則是前往瑞士與英國，相隔十萬八千里。如果不是因為戰事，兩個人可能不會認識。
貝聿銘和新婚妻子盧淑華當時住在市內一座小公寓，房間不大，布置簡雅，客廳面前擺著一大盆怒放的杜鹃花。壁爐架子上放了一只透明小時鐵，邊牆上有一小幅油畫。半抽象坐寫實，王大閎記得畫面上有一隻大眼睛和一隻酒杯。王大閎沒有稱讚那畫，貝聿銘笑著對王大閎說那是他畫著玩的，是盧淑華給他的靈感。
貝聿銘愛好藝術，在校時，他有一次說想學彈鋼琴，不過沒有空學。王大閎在英國大學前，倒學過鋼琴，但因知難而退。他喜歡任何美的事物，更是一個美食者。他童年時住在蘇州，蘇州人很講究吃，王大閎也住過蘇州三年，染上了愛吃的習慣。王大閎最愛吃的是那裡湖中生產的雞頭米，貝聿銘和王大閎都念念不忘這種美味的珍品，認為雞頭米是神仙的食物。那時劍橋沒有一家好餐館，貪嘴時，同學們就到波士頓去吃廣東菜或瑞典自助餐解饞。
同效師門
未來的建築大師貝聿銘和王大閎同在葛羅培斯門下就讀，同班有八、九位慕名來自各國的研究生，其中有位講法語，從南美智利來的男生Duhart，他常到王大閎圖桌來看王大閎的設計，因此彼此都很熟；葛羅培斯曾出過一道他認爲重要的設計題目：預製住宅—針對一般住宅造價昂貴之缺點，他一再強調住宅的設計必須簡化，因應汽車工業化，大量生產方能降低售價。同學們都很重視這道題目，用心設計。在全班新穎的作品中，葛羅培斯最讚賞貝聿銘和王大閎兩人的圖樣，Duhart的設計次之，這些作品首次在美國商業建築雜誌上刊出。
一天上午，葛羅培斯忽然約貝聿銘和王大閎討論問題，由於美國基督教育基金會决定在中國東部建立一所華東大學（後改設在台灣，更名為東海大學），該會決委托他規劃設計，葛羅培斯最厭惡別人批評他的設計是國際性高，缺少地區風格和色彩，所以希望他兩個中國學生能指出中國建築的精神以作爲他設計的依據。事過多年，這件工程不知爲何最後竟落在貝聿銘手中。這事當然使葛羅培斯極不愉快。
各自西東
畢業前，王大閎和貝聿銘同時收到普林斯頓大學來函，分別邀請王大閎們去研究彈道學。王大閎因已接受華盛頓中國大使館之職務，回信婉拒了這份軍事工作。他卻接受了邀請。
從此，兩人分手各自東西，貝聿銘留在西方，王大閎回到東方，兩人逐漸有了距離，只靠書信聯絡。王大閎由上海到台北執行建築業務，貝聿銘則在紐約工作。那時，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和大姊貝圓華都住在台北，王大閎和貝家常有交往，因爲貝王兩家可算是世交。
一天，王大閎在沈家（貝西華之夫，沈鶴年先生）飯後閒聊，貝圓華談起她弟弟在紐約的近況，對王大閎說：「貝聿銘現在在一家大房地產公司做建築師。老闆是猶太人，叫齊肯多夫。貝聿銘的收入不多，問爹爹要過兩萬美金，爹爹沒有答應。」，當年的貝聿銘才華雖高，待遇卻低，在紐約曾感到艱苦，創業不易。如果貝聿銘沒有魄力、想像力以及精緻的生意頭腦，絕不會享有後來的名望和地位。
一九五一年間，貝聿銘為自己建造了一小幢木造山莊。那無疑是最單純、最優雅的一件傑作，房屋與周圍的樹木合在大自然間。貝聿銘的助手張肇康建築師說，老闆花了四年之久來完成這件小工程的設計和建造。
貝祖貽獨自長住台北統一飯店，貝祖貽的太太當時住在紐約。有時王大閎會去拜候貝祖貽一起聊天，某日貝祖貽說剛從紐約回來，見到兒子，並且到過兒子那棟鄉下的別墅。王大閎正想問他喜不喜歡那房子，貝祖貽用蘇州話帶著失望的口氣說：「貝聿銘那棟房子哪能可以住人！」歐美人卻十分欣賞那種簡美的設計，時裝雜誌Vogue曾將那棟貝伯伯不喜歡的房子，顯著地刊登在當時發行的刊物上。
貝聿銘到台灣
在王大閎眼裡，貝聿銘會爲了理想而不擇手段，後來因東海大學設計案到台灣，在台北逗留兩天。晚上其父親貝祖貽、大姊貝圓華丶姊夫沈鶴年和幾位要人一同在圓山飯店用餐。貝聿銘向大家談起美日戰爭爆發後，他被邀去研究彈道學的事。原來普林斯頓大學所研究的並非彈道學，而是強力燃燒彈。當時日本都市住宅多數是木造物，因此美國軍方確定用燃燒彈轟炸日本後方要比炸彈破壞力更大。最後，貝聿銘面帶笑容很謙遜地加了一句：「所以我對抗日戰爭也算有一點小貢獻」。
這類針對後方平民的軍事行動，是美軍在日本都市投擲原子彈的前驅。
貝聿銘非常重視東海大學的規畫和設計，良機難得，這是他第一次抓到機會在祖國實現他理想中的現代中國建築，他用心規畫成一所完美的現代中國式學府，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見到的東海大學。不幸，這類新中國式建築得不到基金會的青睐，他們要的是偽西式高層樓房，因此雙方意見不一，無法達成協議。後來，基金會請到兩名顧問：de Beausset夫人和王大閎，兩人都讚同貝建築師的構想，並強調建在台灣的房屋，尤其是教育機構，應以建築形態來表現自己的文化。最後，兩人果然說服了該會的主持人。
急智辯才
東海校舍工程竣工後，基金會又計畫在校區中央建立一座禮拜堂。他們仍委托原建築師設計。貝聿銘在紐約的事務所完成了這項設計。他來台時，並帶了件很美的模型。王大閎極欣賞他特殊的造型。第二天，他親自將模型提往台中，參加東海大學的ad hoc會議。當日，他回台北和王大閎在火車站附近的中國飯店晤談。王大閎預料基金會一定不會喜歡那種獨特造型，貝聿銘果然說基金會非但沒有通過他的設計，還堅持要貝聿銘重新設計，當時内心的挫折之苦可想而知。但貝聿銘仍面带笑容地用英語對王大閎說：「我向基金會表示，如果他們一定要我redesign這禮拜堂，我會要求立刻resign」，王大閎暗下佩服貝聿銘的急智和口才，redesign（重新設計）和resign（辭職）僅兩個字母之差，而意義卻有天地之別。
一九七五年，日本在大阪舉辦世界博覽會，中華民國爲中國館之設計，特在國内公開競圖。評選時由葉公超、貝聿銘等十幾位評審委員投票，選出第一、二、三名。最後，不知基於什麼奧妙之因素，貝聿銘由一名評審委員搖身一變成爲中國館的建築師。不管外人怎麼說，貝聿銘設計的中國館是博覽會中最吸引人的展覽館之一。
世纪之交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是由盧燕介绍才認識的一位朋友。他八十二歲那年，曾寄給王大閎一本近作《朋友集》，王大閎同意亨利，米勒所說「一個真正的朋友就像你的皮膚一樣密切。它能將色彩、生氣和意義灌注你的生命。沒有朋友的人毫無生活可言，不論他過得怎麼舒適無慮」。
貝聿銘和王大閎的友誼並不像皮膚一性密切，但貝聿銘是一個知己，貝聿銘從沒有送過王大閎一件王大閎不喜歡的禮物。拿兩人半世紀以上的交情來講，王大閎和貝聿銘確確實實可以稱爲老朋一次，貝聿銘因業務來台時，曾送王大閎一册攝影專輯︰主題是女子的美臀。他說在紐約書店看到這本「Gunter Rambow: La Promenade de König Immerlustik」，就知道王大閎一定會喜歡。
王大閎的確非常喜歡這部特殊的書，經常翻看，也時時給好朋友欣賞。日子一久，書頁漸漸脫落。吳清友見到這情況後將書帶走，並特別找到一位懂得裝訂的朋友—畫家邱秉恆將書重新裝盯過。因此這本攝影集今天有三重的紀念價值。多年後，如果貝聿銘没有再送王大閎一本他朋友Biasini所著的《 Grands Travaux》，王大閎不會得知貝聿銘在巴黎所受的苦悶。貝聿銘在計畫拿破崙中庭的金字塔之前，法國總統龐畢度曾委托他設計一幢紀念性建築物。他如期交上全套圓樣，但總統粗魯無禮地置之不理。幾個月後，貝聿銘才知道這件工程已交由另一法國建築師辦理。這對其打擊使王大閎聯想到葛羅培斯失去東海大學案的一段故事。
一九八四年，貝聿銘在巴黎提出金字塔設計案後，那設計被法國新聞界及巴黎市民攻擊了一年半多，羅浮宮博物館館長也激烈反對這項設計，館長無法要求貝聿銘重新設計（redesign），但他自己卻因此而辭職（resign）以表示最大的抗議。那時王大閎曾向舊時的同學書面提起，巴黎市民既然能接受拿破崙從埃及奪來的戰利品—聳立在Concorde廣場中央的方尖石塔，他們更應能在拿破崙中庭內接納一座矮小的金字塔。
經過四面楚歌的困擾以及種種阻礙刻薄評論，這小金字塔終於在衆目注視下建立起來。但是最後的勝利和光榮多少不免帶些Pyrrhic victory的酸苦。
雄心與野心
除上面所說幾點之外，貝聿銘和王大閎別無相同之處，貝聿銘始終居留異邦，王大閎急於回往祖國。貝聿銘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道邁進歐亞，抓緊機會，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王大閎只有野心。在台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渴望有一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